她从新西兰传教士护士到八路军交通员，遗愿都(3)

这种基础就是对她的尊重、理解和期待。白求恩第一次去见凯瑟琳时她正在主持宗教仪式，深知仪式重要性的他虽然心急如焚，却耐心在外边等待活动结束。这给了凯瑟琳一个很好的印象。

1970年4月3日，凯瑟琳逝世于新西兰，她的遗愿是回中国。廿多年以后，她的骨灰在两个侄女和传记作家纽汉姆的护送下葬到了她嘱咐过的曲阳宋家庄后山上。

“我今天遇到了一位天使”

凯瑟琳在河北乡下有个中国名字何明清。大半个世纪后，新西兰作家纽汉姆去采访，当年被她救助的农民和被她接生的乡下人仍然记得这个白求恩的“天使”，记得这位当年被当地人昵称“黄毛老何”的外国护士。

照亮了白求恩

但对凯瑟琳而言，合作又会牵涉到她的信仰和宗教铭誓、她对工作律条的背叛和被开除以及身败名裂的危险。所以，她没有立刻答应白求恩，表示第二天才能回复他。

中国其实并没有忘记凯瑟琳。聂荣臻、吕正操、宋庆龄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直想着这位无私救助过八路军的友人。1960年国庆节期间，凯瑟琳终于受邀来华并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周恩来、聂荣臻、宋庆龄等老朋友都与她见了面。其后她跟路易·艾黎、马海德等人一起，沿着自己熟悉的路线，经过保定、定县到石家庄。在那里，他们参观了革命烈士公墓，她在白求恩医生的坟墓上献花并撒了一小把加拿大的泥土，圆了萦绕在心中几十年的梦。

当然，凯瑟琳从一个传教士和宗教信徒变为一位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捍卫者和反战人士，从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变成义无反顾地为八路军服务、甘为中国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的。

凯瑟琳·霍尔是一位新西兰传教士护士兼医师。她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自幼就立志拯救苦难困厄中的人们。她1922年来到北京，次年开始在北京和河北地区行医传教，着力救护荒僻农村病患、到穷乡僻壤建立乡村医院并深受农村人爱戴。

壹

“她最大的爱是中国”——凯瑟琳的亲人和传记作者回忆，她从没放弃过要返回中国的决心。等待的日子里，她时刻关注着战时中国的消息，抗战胜利，她欣喜若狂，开始打点行装。但不久，中国内战又爆发，凯瑟琳跟老朋友路易·艾黎有联系，关心着他在中国的工作。1948年1月，宋庆龄和冯玉祥将军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时候解放战争已经接近胜利，凯瑟琳再也不能等待了。靠打零工攒钱赚够路费，她一路坎坷终于又到了香港。

这里面最本质的内在原因首先源于她内心的善良和中国百姓质朴纯真的感召。凯瑟琳在抗战以前已经在中国生活并服务过十多年，她与草根中国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其次，这种转变也跟凯瑟琳关心世界大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她固有的国际主义精神信仰有关。她一直期待着世界和平并身体力行为这个大目标服务。第三，凯瑟琳在河北农村跟中国军民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产生了对中国八路军正义之师的良好印象；这种对正义力量的尊崇和向往使她变得无私无畏，义无反顾地站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一方。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白求恩英雄形象魅力感召之个人因素。

留在中国的土地上

战时通过越南广西贵州等地辗转去晋察冀的路途无限坎坷。但是凯瑟琳要救助那里军民、重新加入白求恩团队的决心抵死不变。可惜，她还在艰辛跋涉途中，就在贵阳得知了白求恩牺牲的消息。但是她还是继承他的遗志，克服万难，一路穿云南、过广西、绕西川、到宝鸡。最后到达晋察冀前线！凯瑟琳受到朱德将军的热情接待和感谢，但这大半年的奔波和摧折毁损了她的健康。凯瑟琳痛苦地发现她已经再也不能在前线救死扶伤或替八路军培训医护人员了。战士们最后用马车和担架把她一路护送到黄河，最后她不得不转道西安惜别中国，返回了新西兰。

在同一封信中，白求恩写道，“除了4月18日在一个山西村落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一份英文广告报外，我已经有6个多月没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没有收音机。我被彻底地隔绝于世了。如果我不是拼命工作来填满一天18个小时，我肯定会非常痛苦。”

她的骨灰按遗嘱

叁

靠每天十几个小时日夜无休的工作忘掉其他，这种超消耗的工作无疑损毁他的健康，包括体能和免疫力。那时的白求恩已经出现耳聋、牙痛等身体衰弱症状，眼镜也不敷使用；可谓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困顿。

读到这里，甚至连白求恩的英文传记作者都忍不住出来叹息：“他的声音简直就是在旷野里哭泣，他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要求没有回应。”自从白求恩到中国后，他每个月的报告和支出明细账连同收据都寄给了延安，并将其副本寄到纽约，还多次直接向纽约紧急求助。可是所有求助都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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